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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文化研究:為文化研究添加“音軌”

來源:UC論文網2019-06-26 07:43

摘要:

  [摘要]聽覺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新領域,它考察人們生活在怎樣的歷史和現實的聲音環境里,以怎樣的方式和心態去聽,體現了怎樣的社會關系。現代聽覺與以往聽覺的斷裂,私人聽覺空間與公共聽覺空間的分割,和聽覺文化的現代、后現代轉型等文化現象,一方面同構于社會發展的總體文化脈絡,另一方面又具體而微地體現著歷來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關系和因素。處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我國,需要通過借鑒國外前沿的聽覺文化研究和...

  [摘要]聽覺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新領域,它考察人們生活在怎樣的歷史和現實的聲音環境里,以怎樣的方式和心態去聽,體現了怎樣的社會關系。現代聽覺與以往聽覺的斷裂,私人聽覺空間與公共聽覺空間的分割,和聽覺文化的現代、后現代轉型等文化現象,一方面同構于社會發展的總體文化脈絡,另一方面又具體而微地體現著歷來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關系和因素。處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我國,需要通過借鑒國外前沿的聽覺文化研究和展開本土研究實踐,形成一套有效的聽覺文化本土表述話語。目前,這項工作可以通過與音樂學、文化史和傳媒學等學科話語的整合來啟動。


  作者:王敦


  [關鍵詞]聽覺文化研究,音樂學,文化史,傳媒學


  [中圖分類號]I01;G1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12)02-0154-05


  從留聲機、電話到有聲電影、收錄機、電視、隨身聽、家庭影院、多媒體電腦、手機、mp3多媒體播放器,20世紀的眾多文化技術產物都與聽覺密切相關;它們也不斷重塑著我們的聽覺習慣和文化經驗。聽覺文化研究,顧名思義,是在文化研究的意義上,針對聽覺感知及聽覺藝術形態所進行的研究。它考察人們生活在怎樣的歷史和現實的聲音環境里,以怎樣的方式和心態去聽,體現了怎樣的社會關系。現代聽覺與以往聽覺的斷裂,私人聽覺空間與公共聽覺空間的分割,和聽覺文化的現代、后現代轉型等文化現象,一方面同構于社會發展的總體文化脈絡,另一方面又具體而微地體現著歷來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關系和因素。文化研究者大多還沒有像對視覺文化那樣,對此予以足夠的表述。近年來,國外人文社科界對“聾子”式的文化研究發出質疑,開始了繼“視覺轉向”之后的又一次“聽覺轉向”。2009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曾舉辦主題為“對傾聽的思考:人文科學的聽覺轉向”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一轉向,并不是要讓“耳朵”來發難“眼睛”的話語地位,而是要借聽覺話語來反思“讀圖時代”所衍生的視覺話語泡沫,從而達成對感官文化的整體均衡思考。


  大約十年前,視覺文化研究響起了“雷聲”,隨后見到了見仁見智的“雨點”。聽覺文化研究目前在國內既談不上“雷聲”,也談不上“雨點”。當務之急,是通過借鑒國外前沿研究,并展開本土研究實踐,從而形成一套有效的本土表述話語。文化研究具有跨學科和科際整合的性質。目前,聽覺文化研究需要整合各個話語領域,圍繞兩個關鍵問題來展開話語建設。其一是對聲音本體和意義的追問,生發出關于聲音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社會、人文意義,和如何被生產、再生產、流通、想象、傳輸、消費等一系列問題。其二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如何解讀聲音?什么樣的理論可以用作參考?研究模式如何?這兩個問題內在地結合在一起,產生出大致三個話語整合的方向,分別與音樂學、文化史和傳媒學相關。


  一、聽覺文化研究:對音樂學的整合


  音樂作為人類最重要的聽覺藝術形式,自然應該是聽覺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聽覺文化研究應該探討包括音樂但比音樂更加廣闊的聽覺現象。它與那些以“音樂”冠名的學科如音樂史、音樂理論、音樂學、民族音樂學等最大的不同,是十分重視動態的社會歷史關系和聽覺科技進展對聽覺藝術形態變遷所起的關鍵作用。為了說明聽覺文化研究對音樂研究特別是對一百多年來中國民族音樂研究的價值,有必要先對音樂諸學科和聽覺文化這兩種話語建構進行梳理。


  首先需要梳理二者的知識譜系。音樂學是針對音樂的全面系統研究。它原本以研究西方音樂為主軸,現今已擴展到考察世界各地的音樂和相關問題,并走向多學科交叉,開始運用音樂理論、歷史、音響學、哲學、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教育學、美學等多種知識話語。20世紀中期衍生的民族音樂學,進一步將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帶人了對具體民族音樂現象的研究,來看它們如何影響該民族、該地區的音樂,又如何產生出獨特的音樂審美。可以說,音樂學科研究話語的日益多元化,顯示出與更大范圍的聽覺文化研究實現整合的可能。但也必須看到,音樂學界對聽覺的思考仍然離不開藝術層面,離不開以西方古典、先鋒音樂為參照來求解音樂藝術的普遍性及民族音樂的特殊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聽覺文化研究對音樂學的整合,主要是在話語上涵蓋之,將音樂藝術作為聽覺文化現象的一部分來對待,并從音樂以外的文化角度來配合解答音樂學話語所回答不了的音樂文化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美某些學者如身兼音樂家和學者雙重背景的雷蒙德?默里?謝弗超越了音樂學、音樂史和音樂哲學的學科框架,在研究范式上將聲音的“風景”(soundscape)納入聽覺文化的思考范圍。在歐洲,法國學者阿塔里也較早從音樂專業以外的角度來解讀音樂,其《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即在既有的音樂曲式、風格、流派話語框框之外講述音樂隨政治經濟變遷的故事。


  其次,從我國本土研究的實際情況看,不管是先前的“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研究”還是后來的“中國民族音樂學”及晚近的中國“音樂人類學”,有關狹義聽覺藝術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音樂學、音樂史學科體系里。而另一方面,國內的都市和流行文化研究雖然已經注意到音樂問題,卻因為是音樂的“外行”而找不到有效的聽覺表述話語,也沒有意識到聽覺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所以往往借用文化研究的一般話語來進行印象式、思潮式的評論。相比之下,目前海外學者已經開始從聽覺文化的角度,對中國近百年來的音樂、都市文化的發展進行研究。例如美國漢學家安德魯?瓊斯運用聽覺文化研究方法對民國時期上海留聲機文化,“文革”時期樣板戲,大陸、臺灣搖滾文化進行分析。這樣的研究,囊括了對百年前和當下的日常生活研究,并對物質技術和知識話語的歷史變革予以關注。比如現代出版業和唱片、有聲電影業傳人中國后,對中國音樂形態產生了極大影響――這體現在音樂教材和中國的戲曲、說唱、民間音樂得到了大量的出版和錄制發行。這就讓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現代中國的民族音樂理論及實踐本來就是西學東漸社會歷史文化之下的產物,中國近現代音樂的演進絕不僅僅是音樂的內部事務。唯有將音樂學研究和聽覺文化研究整合起來,才能全面地說清音樂和聽覺文化發展的規律。


  已故的民族音樂學家黃翔鵬曾說:“我們對于人類聽覺能力的認識,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如在藝術與科學的接壤之處,前來研究音樂聽覺問題,恐怕就更將暴露出其間有關知識的貧弱了。”從聽覺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說,這個“接壤”,不僅意味著音樂藝術研究與聽覺、媒體、聲學等自然科學技術的整合,也是音樂藝術研究與人文歷史、社會科學的整合。這樣,才能夠從聽覺文化研究的話語縱深里來求解關于人類聽覺能力的認識。


  二、聽覺文化研究:對文化史的整合


  聽覺文化史,簡單地講,就是從聽覺角度來考察社會歷史變遷。古代的人們通過演奏、吟詠、歌唱等手段來營造聽覺共同體。盡管聽覺手段和觀念到現在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但人類文化棲居的方式總要包括聽覺形態。那美輪美奐的“大觀園”不僅是個“觀”的所在,里面也彌漫著聽覺,“風月寶鑒”也是一面有聲的魔鏡。法國當代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的《大地的鐘聲:19世紀法國鄉村的音響狀況和感官文化》一書從聽覺分析人手來還原文化史,給通常是“無聲”的文化史研究添加了難得的“音軌”。這種研究日常感官生活變遷的方法屬于“新文化史”,也在聽覺文化研究里得到青睞。


  除了科爾班以外,近年來在西方也出現了一批針對不同時期和地域的聽覺文化史研究成果。理查德,庫侖,托斯通過對北美殖民地早期聲音記錄的剖析,發現了清教意識形態對北美殖民地聽覺的支配作用。卡林?比吉斯特威德研究了關于都市噪音的歷史,展示了現代都市的階級差距與聲響環境差異的關系。另外有些學者則著重關注聽覺感官的現代化問題,他們指出現代化不僅是科技、社會、理念的現代化,也是人類感官及其表征方式的現代化。艾米莉?湯普森描述了20世紀早期出現的“現代聲音”技術產品是如何由現代社會意識所決定的。此前的現代性及其表征研究,總是在視覺觀看、凝視、透視、圖像技術里打轉兒,無形中將現代性等同于“視覺現代性”。湯普森的聽覺研究為關于現代性及其表征的文化研究打開了“聽覺現代性”的維度。湯普森發現美國的聲音景觀在1900年到1933年問發生了劇烈的現代化轉型。此過程開始于建筑聲學,實現于聲音與電磁波訊號轉換技術的成熟。相應地,其《現代性的聲音風景:美國1900-1933年的建筑聲學及聽覺文化》一書的敘事脈絡就從世界上首個應用現代聲學原理而建造的音樂廳――1900年波士頓交響音樂廳的落成講起,結束于1932年底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的落成。從音樂廳到辦公樓,從聲學實驗室到電影公司的音效問,清晰、直接和無混響的理想的人造聲音被制造、流通和消費。喬納森?斯特恩把技術史看作人類感官變遷的投射,因為聲音技術變革的前提是人的社會主體性的變革。他在《可聽見的過去:聲音復制的文化源頭》一書里談到,電話的發明與聽覺生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而聽覺生理學亦深陷于醫學解剖學的錯綜文化史里。再如,早期留聲機應用的重要動機是為了保存死者生前的聲音或是保存消失的群體如印地安部落的聲音。這與當時醫學、標本學上的防腐技術革新是出于同樣的文化動機,即資本主義在高速地走向未來的同時,想保存和展覽“歷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產階級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私有化”意識也不可避免地進入鄉間。窗簾、玻璃窗、家庭書櫥、照片簿、室內的煤氣燈乃至電燈、留聲機,營造了私人的感官空間,將公共感官生活抵擋在私宅之外。回蕩在鄉鎮上空的鐘聲,曾經是西方一代代人的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但他們的現代后人需要的卻是私人的聽覺空間不受鐘聲侵擾。私人聽覺空間對公共聽覺空間的勝利,不僅牽涉到現代聽覺與以往聽覺的斷裂,還牽涉到視覺和聽覺的斷裂。雷蒙德-默里?謝弗抓住了玻璃“眼見為實”但“視而不見”的用途,指出光滑透明的玻璃平面將整體的感官環境空間切為窗子里的聽覺環境和窗子外的視覺環境。在現代的都市化階段,當玻璃早已不再是昂貴的奢侈品,而成為工業社會的必需品后,聽覺經驗進入了“室內裝潢”階段。鮑德里亞就稱玻璃為“模范材質”,因為玻璃以“最高度的方式”體現了“氣氛”的“根本曖昧”:“既親近又遙遠”。透過窗戶看到的外部圖像與室內的聲音完全脫節,就如同同樣的電影圖像可以配上不同的音軌。這樣的私有化模式的現代感知狀態是經由幾個世紀的社會文化變遷才成形的。


  19世紀末到如今的聲音復制技術的發明,使得現代聽覺經驗與以往“斷裂”。1876年,人類見證了第一次的電話交談。兩年后,愛迪生的電磁錄音技術發明使得個體的聲音可以超越有限的壽命而不朽。1899年,馬科尼的無線電技術使人的聲音得以跨越英吉利海峽進行傳播。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電磁波聲訊技術提供了從天空到海底的廣闊用武之地。到1930年,以美國聲學學會的成立為標志,聲學已經從建筑聲學步入了電磁聲學時代;麥克風、擴音器、廣播、有線廣播、有聲電影等提供的電磁聲音訊號也成為了重要的聲音產品。后來又出現的電影音軌技術,是電磁聲學的得力實驗場和集大成者。影片里面的聲音空間如同其視覺空間一樣,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是“虛擬”的。就連的“實況’’音樂演出也不再是“實際狀況”了。各種樂器之間的音量平衡,可以通過運用多個麥克風和在操控臺上進行的混合調節來實現“優化”。1932年底紐約洛克菲勒中心無線電城音樂廳的開張,是對現代聲音風景的禮贊,也標志著機器時代對聲音進行控制的新高峰。


  試想把19世紀歐洲鄉村的鐘聲還原到當代,人們不會體察出其微妙且重要的文化意義。我們當代人的聽覺感知,與科爾班書中所描述的情景已經大不相同了。馬克思曾經用“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了”來總結現代資本主義的狀況,盡管原話有其十分具體的語境和意圖,但他對物質性歷史的強調是毋庸置疑的。現代歷史不是孕育于“時代精神”的空中樓閣中,而是人通過對物質世界的改造而寫就,經由感知經驗進入社會意識。科爾班和湯普森等人的研究,即從聽覺的側面,從現代化轉型到后現代轉型的不同歷史時期的考察中強調了這一點。


  三、聽覺文化研究:對傳媒學的整合


  在現當代媒介中,聲音媒介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而且極其復雜。20世紀初期的文化研究先驅本雅明就已從聽覺技術和聽覺感知角度,對現代文化的軌跡做了表述和預言。在本雅明的論述中,技術復制問題不是視覺文化所獨有的。人們往往忽略了其著名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里對于唱片、留聲機的留意。加拿大當代媒體理論家巴里?楚拉克斯說,當磁帶錄音機在20世紀40年代末進入北美使用時,經常被叫做“聲音鏡子”。他說:“這面鏡子,會在其表征中給現實加上主觀‘色彩’且會框住現實。”當更現代的數字聲音工具出現后,能讓人更方便地對聲音進行框取、切割、混合和分層。數字化的音樂傳播方式已經把聽者轉化為聽覺藝術家,具備了聲音再表意的聽覺“PS”能力。電腦的媒體編輯軟件如iMovie和WindowsMovieMaker、FinalCutPro能滿足聲音文件的編輯需要,并且實現了文字、圖像、聲音的三位一體。


  阿多諾在分析現代文化工業時,對聽覺復制帶來的認同感問題十分關注。他認為,在人互相隔絕的情況下,憑借機械復制的音樂的收聽,制造出了虛擬的“我們感”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獨”,是對直接進入人群的媒體干預式的模擬,無論身邊是否有真實的人群和聲音“原件”。在電磁聲音復制轉換、擴放技術之下,我們已經被電磁波轉換后的復制聲音所包圍。在加拿大學者雷蒙德?默里?謝弗的筆下,聲音的機械復制造成了“聲音分裂”(schizophonia),即“在聲音的源頭和其電磁波聲學復制之間的分裂”。模仿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里關于藝術作品在機械復制時代會與其原有的“靈韻”分離的筆調,謝弗寫道:“原初的聲音是與發聲的機制連在一起的。聲音電磁波復制的聲音變成了副本;它們可以在其他的時間和空間里被重新播放。”㈣這就造成了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時間和地點來消費其聲音副本。“聲音分裂”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傳播學意義上的社區空間。社區,傳統上被聯想為緊密聯系的人群,現在延伸到遼遠的互相不認識也沒有接觸的人之間,他們只是由于特定的聽覺技術媒介才被聯系到一起。阿多諾所描繪的憑借機械復制的音樂所營造的虛擬的“我們感”式和“相互陪伴下的孤獨”,進一步發展成為移動聲訊時代個人空間的流動性和碎片化。孤獨狀態下的當代個體習慣于通過現代媒介來滿足自足全知和相互依存兩種心態的并存。那種“陪伴下的孤獨”狀態成為當下越來越多人的愜意的棲居的常態。這樣的狀態不僅局限于靜止的室內,也經常是流動性的。汽車音響、手機、iPod等陪伴人們在流動的空間里穿行。麥克爾?布爾在對聲音媒體文化中的個體行為的研究中指出,人們假裝置身于喧囂之外,讓“音軌”與畫面重新拼裝,從而將環境審美化為“電影”式體驗。于是,他們獲得對環境的自主感和孤獨中的“陪伴感”。他們自己訂制的聲音風景被“放置在兩個耳朵之間”,重新組合了公共和私人空間的多樣性。


  現代聽覺媒介使得聽覺空間和聽覺“風景”流動了起來,也證明了麥克盧漢所預言的“重新部落時代”正成為現實。從媒體模式的角度,麥克盧漢把文明的演變劃分為“部落時代”、“脫部落時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時代”;三個時代的傳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語(倚重于聽覺)傳播、文字(倚重于視覺)傳播和電子傳播。他關于聽覺空間與視覺空間的論述又糅合在了這三個時代中的兩次轉型:聽覺空間向視覺空間的轉換,以及聽覺空間的回歸。相對于文字時代單調的視覺主導空間來說,電子時代喚醒了耳朵的回歸。沒有聽覺的加入,單靠視覺很難實現由電磁波造就的虛擬“現場”交流。這時候,交流似乎又回到了“面對面”的起點,人們似乎又重新返回了聽覺空間的時代。以往的聽覺社區受空間限制,需要共同的聲音文化特征和地域傳統(比如教堂的鐘聲、民歌民謠)、特定音樂、生產和生活環境的特定聽覺標志。重新的部落化,就是延伸人的感官到遠方,讓以前不可能看到和聽到對方的人們之間發生關聯,是“人以群分”的新手段。通過現代媒介技術,不論視覺、聽覺,時間、空間,都可以隨著現代主體個人的心情和興趣來進行裝潢和調配。在這種條件下人們覺得自己的私有聽覺空間受到侵犯時,并不通過如科爾班所說的前現代的集體爭斗方式來解決,因為視覺、聽覺、時間、空間的多重分裂,已經為人所習慣。由聲音電磁波傳輸和數字化技術帶來的聲音的原本和副本的分裂及玻璃等各種隔音技術的應用帶來的視覺和聽覺之間的斷裂,從聽覺文化的角度,為麥克盧漢“重新部落化”的“重新”做了注解。


  不可否認,現代人仍然要在現代媒體技術條件下,“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個“詩意”是文化的歷史的建構,包含著對誰“詩意”,及在新媒介條件下對諸感知的擴展如何符號化的問題。在“棲居”方式里面,則包含了社會意識和其所折射的技術所直接造成的感官和思維模式變遷。這個“大地”,是“重新部落化”以后的文化時空。每個歷史時代的人群都要面對其棲居的文化生態,想象和建構符合時代意識的“風月寶鑒”。而不論是回溯以往的聽覺歷史還是對當下現代聽覺文化進行解讀,都需要借助聽覺文化研究這一條文化研究的“音軌”。它應該通過整合相關領域的聽覺知識話語而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夠被用來表述和分析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我國社會文化里面豐富的聽覺現象、聽覺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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