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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器官移植之路

來源:UC論文網2019-04-15 10:41

摘要:

  作為年均移植數量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國,中國《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于9月1日正式實施。這意味著,此前在19個省份試行3年的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已經擴大到全國,并強制使用。  與此前的試點相比,新規首次對器官協調員提出了資質準入,衛生系統和紅會在器官獲取、分配中的分工將重新劃定。同時,試點中僅三分之一的移植器官錄入計算機系統的狀況也將改善,按照...

  作為年均移植數量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國,中國《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于9月1日正式實施。這意味著,此前在19個省份試行3年的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已經擴大到全國,并強制使用。


  與此前的試點相比,新規首次對器官協調員提出了資質準入,衛生系統和紅會在器官獲取、分配中的分工將重新劃定。同時,試點中僅三分之一的移植器官錄入計算機系統的狀況也將改善,按照新規,器官移植信息今后將全部強制入庫。


  解放軍總參謀部總醫院(解放軍第309醫院)全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石炳毅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中國自2005年以來在國家層面已出臺諸多政策,對移植醫院嚴控準入,對移植技術進行規范指南,而此次更系統地對器官的獲取、分配和監管作出嚴謹規范。


  國家衛計委對《規定》解讀說,這套系統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贊揚,世界衛生組織(WHO)公開表示,這個系統摒除了人為干預,是確保器官捐獻移植透明、公正和可溯源性的根本措施,為公眾對器官捐獻的信任奠定了基礎。


  首提協調員需資質準入


  石炳毅告訴本刊記者,309醫院全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擁有12位腎移植專家、2位肝移植專家和1位心肺移植專家,剛報了11個人參加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培訓。


  北京市紅十字會接受本刊記者詢問時亦表示,“已按《規定》報名參加協調員培訓。”


  在試行階段,器官捐獻協調員由紅十字會負責。而新規將其轉入衛生系統責任范圍,并對其準入提出了資質要求。


  2010年3月,紅十字會受原衛生部委托,在上海、廣東、天津、遼寧等19個省份先后開展心臟死亡捐獻器官移植試點。據國家衛計委公布,截至2013年8月9日,試點區共實現捐獻1006例,捐獻大器官2742個。中國公民去世后捐獻的器官,占到器官來源總量的比例由3年前的幾乎為0,提高到23%。


  而試點開展以前,從2003年首例器官捐獻至2009年5月,全國僅有131例捐獻登記。


  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紀志鋼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與國外普遍采用的DBD即腦死亡捐獻相比,DCD即心臟死亡捐獻可謂“中國特色”。


  腦死亡是指以腦干或腦干以上中樞神經系統永久性地喪失功能為參照系而宣布死亡的標準。腦死亡者臨床上雖有心跳但無自主呼吸,腦功能已經永久性喪失,無論采取何種醫療手段都將發展為心臟死亡。


  不少國家過去把“心跳停止”、“呼吸消失”和“血壓為零”作為死亡的標準。但隨著醫學科技的發展,病人的心跳、呼吸、血壓等生命體征都可以通過一系列藥物和先進設備加以逆轉或長期維持。


  1959年,法國學者首次提出“昏迷過度”的概念,并開始使用“腦死亡”一詞。國際上關于腦死亡的第一部法律誕生于1970年,美國堪薩斯州率先制定了關于腦死亡的法規《死亡和死亡定義法》。


  目前,全世界已經有30多個國家為腦死亡立法,中國沒有立法,但通過了腦死亡標準。


  紀志鋼表示,在中國,捐獻者和其家屬可自主、自愿選擇“腦死亡”或“心死亡”的標準,而管理層面仍以“心死亡”標準確定最終器官捐獻者,是為“中國三類標準”。


  對于器官捐獻而言,心臟停跳后的每分每秒都很關鍵。心臟允許熱缺血的時間是3~4分鐘、肝臟為5~8分鐘、腎臟為30分鐘。器官缺氧缺血,與腦死亡相比質量急遽降低,對器官移植有一定的影響。能否在挽救生命的過程中跑贏時間,這就需要專業的協調員來統籌相關工作。


  深圳是全國器官捐獻最多的城市,自開展器官捐獻工作至今年8月,共有117例器官捐獻。全市有3名器官捐獻協調員,均為外來務工人員,由紅十字會志愿者發展而來。


  他們作為器官捐贈者家屬與接受捐贈的醫院之間的協調人,工作包括宣傳器官捐贈知識,協助回收器官直至遺體火化。


  深圳市紅十字會接受《廣州日報》采訪表示,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資質將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他們要通過專業的技術培訓及考核,而沒有醫學背景的協調員今后將慢慢轉向安排志愿者登記和家屬撫慰以及緬懷紀念等工作,不涉及到具體的醫學過程。


  按照《規定》,各省級衛生部門將組建獨立于醫院器官移植團隊的OPO(器官獲取組織),并由OPO組建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隊伍。而OPO必須在省級衛生部門為其劃定的服務范圍內實施捐獻器官的獲取,不得超范圍開展工作;獲得的每一個器官亦必須進入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接受自動分配。


  中國有關供體開明態度獲得國際認可


  “有了自己的器官捐獻體系,中國就能揚眉吐氣、光明正大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臺上發言,這也是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的夢。”


  這是原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在2013年2月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視頻會議上的動容表述。


  2005年7月的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他以衛生部副部長的身份首次代表中國政府承認了“目前中國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于死刑犯。”同時指出中國政府在積極推動“利他主義”行為,鼓勵親體和活體提供器官,其開明態度獲得了國際認可。


  長期以來,中國缺乏公民自愿捐獻,以死囚犯器官作為移植主要來源的狀況存有國際爭議。


  針對外媒在不了解真相、不了解中國國情情況下發表的一些說法,石炳毅曾在一本國際權威醫學雜志“JAMA”(國際四大著名醫學周刊之一,迄今已有近120年歷史)以《中國器官移植研究》為題發表文章,介紹了中國政府在加強器官移植技術科學化、法制化、規范化管理的具體舉措和實施效果。


  在紀志鋼看來,中國的器官移植醫生是一個優秀又特殊的群體,長期所從事的工作超越了一般醫學的范疇:僅從供體的取得層面上,就不僅要有技術,更要有速度和過硬的心理素質。在后期還要從外科大夫變為內科,對病人進行配套的管理服務。紀志鋼做過的500余例移植手術,針對供體問題,他告訴本刊記者:“2007年以后,北京的法院就不再提供這個合作。”


  隨著2007年中國最高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出臺,親體、活體移植似乎成為了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曙光。


  爭議中的活體移植


  北京是擁有移植資質機構最多的城市,但由于供體匱乏,這里的專家也會有技術沒活干。作為協和醫院的資深專家,紀志鋼2012年僅做了一例移植手術,來自親屬的活體移植。他告訴本刊記者,如果有合適的腎源,80%的腎病患者的生命都可以得到延續。


  2012年的那臺手術是一位母親捐腎給兒子,“母親50多歲,兒子26歲,北京人。”這樣一例移植需要倫理委員會討論、北京市衛生局審查和術前生理狀態觀察三輪通過,才得以上手術臺。“主要是看捐獻人是真正的自愿還是迫于壓力,以及是真親戚還是假親戚。”紀志鋼說。


  在美國,只要自愿即可捐獻器官。但按照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活體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體器官捐獻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或者有證據證明與活體器官捐獻人存在因幫扶等形成親情關系的人員。”


  因此,不少器官需求者在黑市之外以結婚和幫扶的“合法”手段謀求生存。


  “就算是真的親戚,也不能保證捐獻人真的出于自愿。”紀志鋼表示,協和醫院在這方面控制非常嚴格,如果供體屬于被迫,院方會給出“血型不合”等醫學托辭。如果三輪審核通過,醫院會對供體開展身體和心理多方面的輔助,術后還將定期復查。


  “從心理上說,我們是非常不愿意做這種手術。對于器官接受人來說,有器官當然是好事,但對于供體來說,這并不是一個標準的醫療手段。”紀志鋼提到“希波格拉底誓言”的無害原則,而活體移植總會對供方有傷害。


  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曾是活體移植的積極倡導者,但經過幾年的實踐,他逐漸改變了觀點。


  石炳毅則告訴本刊記者,活體器官捐獻使供體來源壓力有所緩解,但這樣初現樂觀的局面隨即被一些不法之徒鉆空利用。不僅對捐獻者造成創傷和健康隱患,同時也滋生偽造親屬關系的器官買賣市場。


  事實上,器官短缺在各國普遍存在。迄今為止,人類已經完成了除大腦之外的所有器官的移植,全世界有超過100萬曾經被死亡陰影籠罩的人通過器官移植獲得了新生,這個數字相當于一個小型城市的人口總和。中國也一度出現“器官移植旅行者”的現象。


  鑒于此,2007年7月原衛生部發布《關于境外人員申請人體器官移植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本國居民在器官移植中有優先權,特殊情況下外國居民申請到我國實施人體器官移植,醫療機構必須向衛生部相關管理機構報告獲得特許。


  2009年12月28日,原衛生部頒布《關于規范活體器官移植的若干規定》,要求各器官移植醫院加強器官移植供受者身份核查。


  在這樣的規范下,中國腎移植科學登記系統(CSRKT)的數據顯示,中國活體腎移植比例2007年時達42%,2010年降到18%。


  石炳毅認為,活體移植這一渠道不宜提倡。


  器官匱乏求解


  “每年在我們這里排隊等待的患者都有五六千人,但全國一年能做的腎臟移植也就五六千。”石炳毅說,中國每年約有100萬腎臟透析患者,30萬肝臟衰竭患者,20萬心肺衰竭患者,但每年只能進行不到一萬例的臨床移植手術。


  石炳毅甚至不同意“人體器官存在巨大缺口”這一說法,“如果一個人滿口只剩一顆牙齒,就稱不上豁牙;十米城墻僅剩一米存在,稱它有九米缺口未免也太過牽強。”


  但另一方面,在石炳毅看來,不能盲目追求移植量。比如肝癌晚期病人做手術的效果十分有限,進行器官移植造成了資源浪費。從醫療的角度看,移植手術更是寧少勿濫。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大批醫學生歸國,中國的移植醫院一度達到600多家,無序競爭、缺乏規范導致了一些問題。至2007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出臺,中國開始移植醫院準入,關閉400多家醫院。至今有165家具備移植資質,其中20家在北京。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英國牛津大學干細胞研究專家理查德·加德勒教授聲稱,來自流產胎兒的腎臟和肝臟可用于移植手術,以緩減捐贈器官嚴重短缺的問題。也有學者稱動物器官可用于人類移植。而美國威克森林大學再生醫學研究所教授安東尼·阿塔拉更在BBC網上展示3D打印人類組織,稱能打印出人類腎臟。


  對此,石炳毅表示,國內也有開展類似研究,但技術尚未成熟,離投入市場還有一段距離。相比而言,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獻是解決器官來源的最佳途徑。


  身后捐獻意識待普及


  此番隨《規定》全面鋪開的人體器官分配和共享體系,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并已在部分省市先行試點了3年。


  WHO的研究表明,世界范圍內的器官移植供求比例為1:20,而中國器官移植供求比例為1:150;中國器官捐獻率為0.03/100萬,而全球器官捐獻率最高的國家西班牙則是35/100萬,二者相差1000多倍。


  換個角度看,差距即是空間。樂觀者看到了中國人口的龐大基數。


  2010年3月,原衛生部和中國紅十字會在全國部分省市聯合啟動器官捐獻試點。截至2013年2月22日,全國共有19個省份參與試點,實現捐獻659例捐獻大器官1804個。至2013年8月9日,19個試點區共實現捐獻1006例,捐獻大器官2742個。


  從最初一年的難以進展,到最近半年的捐獻翻番,中國的人體器官捐獻看起來已漸入正規。在19個試點區中,捐獻例數前三位的省份是廣東、浙江和湖南,而廣東省又以深圳的捐獻量最大。


  紀志鋼表示,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登記捐獻的公民有權悔捐。不僅如此,捐獻者的家屬也有權將捐獻意愿推翻。在這個背景下,怎樣將捐獻量落到實處?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王德炳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最適合做器官移植的是突然死亡,大量的、非常好的器官獲得來自交通事故。”據稱,中國每年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的人數約10萬人。


  事實上,機動車駕駛員身后志愿捐獻器官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在美國,市民申請或更新駕駛執照時,如同意捐獻,則會在駕駛證上做標記,并錄入數據庫。而歐洲大多數國家在器官捐獻方面采取“默認同意”的原則。除非在生前明確拒絕器官捐贈,否則醫生便將其默認為同意捐贈器官。


  按照黃潔夫的設想,中國的器官移植將在兩年內打破對死囚的依賴,此番推行的人體器官捐獻系統被寄予厚望。無論如何,專家們都同意的一點是,國民的器官捐獻意識亟需普及加強。作者: 陳融雪 張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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