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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研究

來源:UC論文網2018-11-11 08:50

摘要:

  摘要:在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學前教育現狀,構建了由四項一級指標和六項二級指標構成的中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根據該指標體系對全國和各地區學前教育發展指數進行統計計算,結果顯...

  摘要:在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學前教育現狀,構建了由四項一級指標和六項二級指標構成的中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根據該指標體系對全國和各地區學前教育發展指數進行統計計算,結果顯示,2003—2010年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但東、中、西部地區學前教育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差異和不同特點。從東部地區到西部地區學前教育的發展水平呈現出由高到低的變化趨勢。東部地區的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各省份間差異明顯;中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基本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各省份間差異不大;而西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則在全國平均線以下,各省份間的差異也比較大。


  關鍵詞: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發展指數;


  作者簡介:劉占蘭,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高丙成,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88);


  近年來我國學前教育取得了巨大發展。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201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了56.6%,“十一五”規劃目標如期實現。但是,我國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地區之間學前教育發展水平差距較大。這種差距除學前教育機會外還表現在學前教育質量、教育投入、教育公平等方面。為了全面客觀準確地描述和比較我國各個地區學前教育的發展水平,評估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1)各地區學前教育發展的起始水平和效果,為推進學前教育的均衡發展提供科學依據,我們嘗試構建了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并對各地區學前教育的綜合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評價。


  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的構建


  構建一個能夠全面客觀描述和比較我國各個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是對各地區學前教育的綜合發展水平進行比較和評價的基礎。本研究在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學前教育現狀,初步探索和構建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一)國內外教育發展指標的研究


  目前從國內外相關研究來看,雖然還沒有關于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和發展指數評價的專門研究,但對于教育綜合發展的相關研究已開展。這些研究對構建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和發展指數評價方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從國際相關研究來看,多個國際組織在其公布的年度教育統計報告中,都設計了不同的教育統計指標來反映各國的教育發展狀況。而且,有些研究還通過測算教育發展指數來反映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教育發展水平。教育發展指數是在構建指標體系的基礎上,賦予各項指標以不同的權重,經計算得到的數值,數值的大小可以直接反映教育綜合發展水平的高低。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銀行(WordBank)、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組織的報告。


  UNESCO每年都要發布《全球教育統計摘要》[1],從教育機會、教育效率和成果、教師資源、教育經費、教育結構、教育公平、教育國際化等七大類提供從學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各級正規教育的數百個教育統計指標的數據。另外還設計了由初等教育凈入學率、成人識字率、小學五年級保留率和教育性別平等四個指標構成的教育發展指數評價體系。WordBank每年出版的世界發展指標中的教育統計指標主要包括教育投入、教育參與、教育效率、教育完成率和成果、教育公平等五大類。[2]WordBank南亞局設計了由教育投入、教育公平和教育產出三個二級指標和十一個三級指標構成的教育發展指數評價體系。OECD每年出版的《教育概覽——OECD指標》主要包括教育機構的產出及學習的影響、教育中的財政與人力資源投入、教育機會參與與過渡、學習環境與學校的組織等四大類。[3]UNDP每年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中的教育指標主要包括成人識字率和綜合毛入學率。[4]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進行了教育發展指標體系和發展指數的研究。如袁振國認為,生均經費、師資力量、物質資源和學生輟學率是比較有代表性的教育發展均衡指標。[5]吳玉鳴和李建霞從教育資源、質量、投入、規模、效率和產出六個方面的指標構建了地區教育競爭力指數評價體系。[6]楊東平提出了包括義務教育均衡、高中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公平、教育存量公平四個一級指標的教育公平測度指標體系。[7]范秀榮和何必從教育存量、教育增量、教育投入和教育貢獻四個二級指標構建了教育發展水平指數評價體系。[8]袁桂林提出了包括學生、教職工、教育經費和辦學條件四個二級指標的農村義務教育發展指標體系。[9]特別是王善邁和袁連生從教育機會、教育公平、教育質量和教育投入等方面構建了中國地區教育發展指標體系并進行了計算分析。[10]這些研究為構建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指標體系和發展指數提供了借鑒。


  (二)構建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的主要依據


  中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是在參考和借鑒國內外已有教育統計指標和教育發展指數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深入分析我國有關學前教育的政策文件,參考我國學前教育督導評估指標體系,并綜合考慮我國學前教育現有可得的統計數據進行構建的。


  第一,分析我國國家政策文件中學前教育的發展目標和要求。《教育規劃綱要》提出“有條件的地區普及學前三年教育”,在當前學前一年教育已經基本普及、各地區已普遍將普及學前三年教育作為發展目標的現實狀況下,可將“學前三年入園率”作為學前教育機會的指標。《教育規劃綱要》還提出“大力發展公辦園”、“加大政府投入”、“提高幼兒教師隊伍整體素質”、“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這些均在本研究設計學前教育發展指標時得到反映。《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中除進一步強調上述方面外,還特別提出要“合理確定師生比”、“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在同級財政性教育經費中要占合理的比例”,要著力解決學前教育“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些也均在設計學前教育發展指標時得到充分反映。


  第二,參考教育部《學前教育督導評估指標體系》。2012年3月教育部發布了《學前教育督導評估辦法》,在其中的《學前教育督導評估指標體系》一級指標中的“發展水平”中共有六項指標:(1)“毛入園率”明顯提高,“入園難”問題得到有效緩解;(2)城鎮和農村公辦幼兒園所占比例、廣覆蓋程度明顯提高;(3)學前教育財政投入所占比例明顯提高;(4)取得幼兒教育資格證的教師數占幼兒教師總數的比例明顯提高;(5)保教質量明顯提高;(6)社會對當地提供的學前教育的滿意度明顯提高。上述六項指標除第六項外,均被本研究所包含。


  第三,借鑒教育綜合發展指數相關研究的框架體系。國內外已有相關研究的基本共識是在統計數據充足狀況下的地區教育發展理想指數為:教育發展指數=×(教育機會指數+教育成果指數+教育質量指數+教育公平指數)。本研究借鑒《中國地區教育發展報告》中構建中國地區教育發展指數的目標性、全面性、簡潔性、客觀性和可比性等原則,綜合分析了理想模式和可操作的現實模式,構建了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指數=×(學前教育機會指數+學前教育投入指數+學前教育質量指數+學前教育公平指數)。


  第四,綜合考慮我國學前教育現有可得的相關統計數據。目前我國學前教育統計的基礎十分薄弱,本研究充分考慮了我國學前教育現有可得的相關統計數據。如在我國教育統計體系中對幼兒園分類按教育部門辦園、集體辦園、民辦園和其他部門辦園四分法,沒有單獨的“公辦園”這一指標,但有“民辦園”指標,因此,在計算時可以用幼兒園總數減去民辦園數得到公辦園數。再如城鄉差異指標,因無法獲得各省份城市和農村分別的入園率,只能用小學新生中接受過學前教育的兒童比例作為替代性指標。


  (三)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的設計與指數的計算方法


  經過上述研究和思考,最終確定各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的一級指標共有四個:學前教育機會、學前教育投入、學前教育質量和學前教育公平。在每個一級指標下有1~2個二級指標。


  學前教育機會。入園率是反映學前教育機會最直接的指標,由于學前一年的普及率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且統計口徑差異較大,所以僅用學前三年毛入園率作為唯一重要指標,反映學前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


  學前教育投入。由于當前財政性教育經費是學前教育經費中最關鍵、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指標,因此將其作為教育投入的重要評量指標之一。舉辦公辦園是政府直接提供學前教育公共服務的典型方式,也直觀具體地反映了政府對學前教育的直接投入與供給。本研究用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占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比例和公辦園比例這兩個指標反映學前教育投入水平。


  學前教育質量。學前教育質量的內涵很豐富,評量也十分復雜,可以從教育結構質量、教育過程質量和兒童發展水平等方面來評量。基于客觀、簡潔和可得的原則,本研究選擇了師幼比和教師學歷兩個結構性指標來反映學前教育質量,并用專科及以上學歷教師比例作為教師學歷結構的代表性指標。


  學前教育公平。盡管《教育規劃綱要》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發展目標,學前教育公平的路還很漫長,但學前教育的公平被稱為教育和社會公平的起點,意義重大而深遠。解決城鄉學前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因此,根據可得的數據,本研究將城鄉小學新生中接受過學前教育的兒童比例的差異作為考量學前教育公平的指標。


  本研究認為,學前教育機會、學前教育投入、學前教育質量和學前教育公平同等重要,因此賦予這四項指標同等的權重,即分別為四分之一。因此,每個地區的學前教育發展指數可以按照下列公式計算: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指數=×(學前教育機會指數+學前教育投入指數+學前教育質量指數+學前教育公平指數)。其中:學前教育機會指數=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學前教育投入指數=×(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占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比例+公辦園比例);學前教育質量指數=×(師幼比+專科及以上學歷教師比例);學前教育公平指數=城鄉差異指數。


  二、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近年來,由于學前教育發展的地方自主權較大,因此地方差異也比較大。但各個地區間的學前教育發展如何,以往僅憑經驗判斷,或依據入園率、財政投入等單一指標進行描述。本研究通過構建學前教育綜合發展的評估體系并進行發展指數的計算,全面客觀地分析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的趨勢,并比較各省份和東、中、西部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


  (一)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趨勢分析


  計算結果顯示,2003—2010年我國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


  對六項指標的進一步分析可見,在入園率、師幼比、專科及以上教師比例、城鄉差異以及學前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的比例均呈現逐年小幅度增加的趨勢,但是公辦園比例卻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


  (二)各省份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依據2010年數據,本研究對我國大陸30個省份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進行了比較分析(由于西藏缺少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和城鄉差異指標,不對其進行綜合發展水平比較)。分析可見,我國30個省份學前教育發展指數從高到低依次排列如下: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新疆、河北、遼寧、福建、山東、山西、廣東、內蒙古、吉林、陜西、重慶、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寧夏、四川、廣西、江西、安徽、青海、貴州、甘肅、海南和云南。


  各地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指數平均為0.562。按發展指數大小可以將各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分為四組:學前教育發達地區(0.750以上)3個,即上海、北京和天津;學前教育比較發達地區(0.625~0.749)8個,即江蘇、浙江、新疆、河北、遼寧、福建、山東、山西;學前教育發展一般地區(0.500~0.624)12個,即廣東、內蒙古、吉林、陜西、重慶、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寧夏、四川、廣西;學前教育欠發達地區(0.499以下)7個,即江西、安徽、青海、貴州、甘肅、海南、云南。


  我們將各省份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指數與教育發展指數進行比較,從兩者排名的一致性可以直觀地看到各省份學前教育與整個教育發展的協調性。將30個省份劃分為三種類型:比較協調(排名相差0~2位)、一般協調(排名相差3~5位)和不協調(排名相差6位以上)。教育發展比較協調的省份有13個,即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江蘇、遼寧、陜西、湖南、云南、浙江、甘肅、四川和山東(遼寧、湖南、云南、浙江、福建、四川學前教育發展略落后于教育整體水平);教育發展協調性一般的省份有10個,即河北、江西、安徽、黑龍江、廣西、貴州、海南、山西、重慶和湖北(江西、黑龍江、海南、重慶的學前教育水平明顯地落后于教育整體水平);教育發展不協調的省份有7個,即吉林、廣東、寧夏、內蒙古、河南、青海和新疆(內蒙古、吉林、寧夏、青海學前教育的發展嚴重落后于教育整體水平)。


  將各省份六項發展指數排名進行比較得到的平均級差值可以反映該省份學前教育發展的均衡性。據此,可以將各省份學前教育發展水平分為三種不同的均衡類型。良好均衡型的省份有7個,其級差值在3.99以下,分別為:天津(1.83)、湖北(2.50)、上海(3.33)、北京(3.33)、山西(3.33)、河南(3.67)、安徽(3.83),這些省份的六項指標排名相差不大。一般均衡型的省份有14個,其級差值在4.00~6.99之間,分別為:江蘇(4.17)、海南(4.50)、廣西(4.67)、黑龍江(4.67)、內蒙古(5.17)、陜西(5.17)、四川(5.17)、吉林(5.50)、貴州(5.67)、河北(6.00)、遼寧(6.00)、山東(6.17)、湖南(6.17)、寧夏(6.50),這些省份的各項指標排名有明顯的差別。不均衡型的省份有9個,其級差值在7.00以上,分別為:江西和云南(7.33)、浙江(7.50)、重慶(8.00)、青海(8.33)、廣東(8.67)、福建(8.83)新疆(9.83)、甘肅(10.50),這些省份各項指標差異都比較大。


  (三)東、中、西部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與特點分析(1)


  數據顯示,東、中、西部地區學前教育的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差異和不同的特點。從東部地區到西部地區學前教育的發展水平呈現出由高到低的變化趨勢,東部地區的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基本接近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則在全國平均線以下。從六項具體指標來看,東部入園率和師幼比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的財政投入和公辦園比例明顯呈凹陷;西部地區城鄉差異最為突出;而專科以上教師比例東、中、西部地區沒有明顯的差異。


  從東部地區11個省份的總體狀況來看,東部地區平均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各省份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東部地區平均水平;而海南的發展水平在東部地區最低。從六項發展指數分別來看,11個省份間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相對而言,各省份城鄉差異最小,而財政投入和公辦園比例的差異最大。財政投入比例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約12.9倍;公辦園比率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約7.5倍。此外,學前三年毛入園率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50個百分點;專科及以上學歷教師比例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45個百分點;師幼比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約2.5倍。(見表2)


  中部地區8個省份的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接近,但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省際差異不大。相對而言,山西和吉林發展較好,江西和安徽發展較弱。從六項指標看,公辦園比例相差較大,而其他各項相差不大。公辦園比例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61個百分點;學前三年毛入園率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11個百分點;專科及以上教師比例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29個百分點;財政投入比例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約2.5倍;師幼比最大的省份是最小省份的約1.7倍;城鄉差異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約1.2倍。


  西部地區11個省份的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指數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省際差異也比較大。新疆、內蒙古、陜西、重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在全國平均線以下。從六項具體指標來看,各省之間各項指標的差異很大。西部地區的城鄉差異最為突出,城鄉差異最大和最小的省份排名相差22位。西部地區的入園率都較低,各省之間也有明顯差異,入園率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34個百分點;公辦園比例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57個百分點;專科及以上教師比例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約26個百分點;財政性投入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約9.3倍;師幼比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約2.5倍。(見表4)


  總之,東部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比較高,但各省份之間有明顯的差異。中部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十分接近,而且中部地區各省份之間差異不大。西部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各省份之間差異很大。因此,要進一步采取相應的措施,在加快學前教育發展的同時促進地區間的平衡。


  (四)各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分析的特別說明


  本次對各省份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的測算只是一次初步的嘗試,特別需要說明如下三點。


  第一,本研究僅是學術研究的一種嘗試和學術觀點,旨在為深入研究學前教育發展的地方性差異提供一種新思路和角度。全方位考察地方性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和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的成效還需要增加更全面、深入和細致的指標。特別是要從政府職責、經費投入、園所建設、隊伍建設、規范管理和發展水平等方面對各地區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和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的落實情況進行評估。本研究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展水平”這一結果性的指標。


  第二,受可獲得數據的限制,綜合發展水平的內涵有限。我國學前教育統計基礎特別薄弱,可獲得的能夠作為評估指標的數據十分有限。如學前教育投入應該考慮到生均財政性投入等多方面指標,幼兒園教育質量應該從物質環境、教育過程、幼兒發展等多方面考察,但因數據受限,只能考察師幼比和教師學歷兩個指標。教育公平的評估除城鄉差異外,還應該考慮各級地方政府對弱勢群體接受學前教育的財政支持等因素,但因為數據來源有限或統計口徑不一致而無法將其計算在內。


  第三,研究的評估指標是探索性的,尚需不斷完善。本研究使用的指標體系是在現有數據情況下的可行性指標體系,其指標尤其是二級指標還比較單薄。各地區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指數比較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排名,而是為了引起各地政府對學前教育的重視,推進《教育規劃綱要》和《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中各項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目標和要求的貫徹落實。


  另外,本研究所依據的各項數據均為2010年的數據,描述的只是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實施前的基礎水平,相信通過各地區的努力,近幾年的結果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也會隨著學前教育統計數據的豐富,進一步完善和豐富學前教育綜合發展水平評估的指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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