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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犯罪的刑法完善》

來源:UC論文網2016-06-07 09:17

摘要: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現階段我國邁向社會主義強國之路中不可避免的問題。誠然,要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就必須不斷的發展經濟。但是自二戰結束以來各國“先發展、后治理”
  
  的發展模式對全球壞境巳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同時也帶給我們深深的反思。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水污染、森林植被銳減、海洋環境破壞、新型疾病驟現等,越來越多地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故此,嚴峻的環境現實使人們不得不開始思考如何從法律上尋求對策。然而實踐上在環境執法過程中,由于執行難、力度小、關注低等原因,往往起不到好的約束效果。主要表現在:一是環保部門行政執法力度不夠。一些地方環保部門沒有將環境保護落實到科學發展觀中,沒有認識到危害環境的重要性與災難性。表現在環境執法中仍然采取過去的先發展后治理,一切以經濟為中心,執法手段軟弱。二是環境犯罪案件不移交或者不及時移交司法部門。實踐中,以西部某省為例,2014年由環保部門移交給公安機關的關于環境犯罪的案件僅有1件。三是相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導致環境監督失職罪的追究寥寥無幾。顯然,僅僅從行政法的角度已達不到懲治嚴重危害環境的行為。鑒于此,針對環境犯罪的特殊性與緊迫性,有必要在環境刑法領域探討與完善對環境法益的保障機制。
  
  一、我國刑法規制環境犯罪的現狀
  
  刑事立法水平關乎刑事司法的效果,是刑法保護相關法益的重要支撐。我國現行刑法對環境犯罪的規定較之前的刑法典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一是,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設專節,共設置了9個條文,包括14種環境犯罪,旨在有效保護我國的環境資源,懲治污染和破壞環境的犯罪分子,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有序發展。二是,《刑法修正案八》將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改為“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刑八對該條文的修改不僅加大了懲罰的范圍,同時加強了環境犯罪懲罰過程中的確定性和可操作性。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臺大大降低了入罪門檻,比如過去“污染環境造成一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定罪,現在“一人以上重傷”就可以了;過去“造成三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加重處罰”,現在“只要造成一人以上死亡”就可以。四是,將單位納人環境犯罪的主體。如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規定單位犯本節第三百十八條至第三百四十五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直接負責的主要人員和其他負責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這一規定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因為在環境犯罪中多是企業所實施的危害行為。只有將單位一并處罰,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才能督促單位生產、經營的安全化生產及增強其法制意識。
  
  誠然,我國環境犯罪立法在發展過程中有其自有的特點,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環境犯罪的種類越來越多,我國傳統刑法在規制環境犯罪上巳有些力不從心。下面通過圖表對比我國與國外生態文明發達國家關于環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二、我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環境犯罪之比較
 
    綜觀我國刑法對環境犯罪的規定,與國外生態文明發達國家的刑事立法相比,有其自有的特點,亦有亟須完善的地方。現行刑法在生態文明建設保障方面的不足表現為,立法理念的落后,立法保護的不完善,司法執行的不力。因此,強化刑法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保障作用,對現行刑法理論和制度加以創新是惟一正確的方略。而國外生態文明發達國家的刑事立法有著諸多成熟、有效的經驗,正所謂:“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通過對比分析,從理論上完善環境犯罪的構成要件,明確我國環境刑法規制犯罪的范圍,嚴密刑事法網、完善我國刑罰體系,使經濟與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三、環境犯罪在構成要件上的完善
  
  (一)完善刑法規制環境犯罪的客體
  
  刑法的目的在于保護法益。現行刑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了刑法的任務,最后一句寫到: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因此,論及完善刑法規制環境犯罪的客體,首先必須是完善刑法的任務,亦即將“生態秩序”也加人刑法第二條,將生態秩序與社會秩序、經濟秩序并列,刑法的任務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生態秩序,保護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同時此種建議,也是符合當下國家的政策導向。
  
  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客體,在我國刑法分則中分為十章,具體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及軍人違反職責罪。現行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規定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一節,為打擊各種環境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一些事實不容忽視:一是,越來越多的人清晰認識到,環境犯罪侵害的客體是環境權,環境刑法所要保護的是環境法益。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客體是社會管理秩序,兩者相距甚遠,將環境犯罪歸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并不妥當。既無法凸顯環境法益的特殊屬性,也無法體現國家對環境犯罪嚴懲的決心。二是,不僅刑法第六章中有環境犯罪的規定,在其他章節中也散落著相關規定,這種零散的規定對控制環境犯罪是極為不利的,不能有效全面應對環境犯罪。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將“破壞環境罪”從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分離出來,單獨為一章,改為“危害環境罪”,并將其他章節中環境犯罪的規定收編其中。
  
  (二)完善刑法規制環境犯罪的客觀方面
  
  環境犯罪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有兩種污染環境的行為和破壞環境的行為。由于環境犯罪的特殊性,我國刑事立法應當對環境犯罪進行危險犯的規定,危險犯是指只要行為人實施的危害行為致使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處于遭受實際損失的危險狀態,即以犯罪既遂論處的一種犯罪樣態。我國現行刑法第338條修改后,雖降低了人罪門檻,但該條仍然是實害犯,行為人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加以認定。如該行為造成了嚴重后果,才以污染環境罪論處,否則不構成本罪。這樣的規定仍然停留在實害犯階段,且實踐中對“后果”界定的標準仍然十分困難。而國外生態文明發達國家很早就在環境犯罪中引人了危險犯的規定,結合我國國情,亦應該適當引人危險犯概念。這樣既可以彌補行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實害犯的滯后,能更好的從源頭上防治環境,變“事后治理”為“事前保護”。
  
  實踐證明,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容易,而治理和恢復則極其艱難。危害結果一旦發生,生態環境必然遭到嚴重破壞,其損害的將是幾代人的利益。造成的嚴重后果是不堪設想,也是不可逆轉的。有鑒于此,刑法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必須體現“預防”為先的原則。
  
  (三)明確環境犯罪的犯罪主體
 
    我國環境犯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法人),但在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合伙企業、個體工商戶等非法人組織,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同樣會產生大量的廢物,甚至是更危險的物質。這類組織相對于法人而言,往往規模小、技術水平低,但對環境安全的威脅卻不小。他們往往分散在地方,特別是郊區、鄉村地區。而監管部門往往關注的是法人企業,對法人要求較高,企業必須達到一定的環保標準才可運行,從而忽視了非法人企業對環境的影響。并且在刑法條文中,對非法人組織這一主體也未予明確說明。因此許多學者提出要將非法人組織納人環境犯罪的主體范圍,筆者也贊同這一觀點。當然在具體實施中,要對非法人組織的規模加以限定。規模的大小、行業的不同,對環境的污染能力也有差異。刑法需要處罰那些具有一定規模、確實對環境產生嚴重威脅的非法人組織,而其他規模小、威脅不嚴重的非法人組織則交由行政執法的手段予以解決[9]。
  
  四、環境犯罪的刑罰設置上的完善
  
  (一)環境犯罪的罪名上作出完善我國刑法根據行為對象和方式的不同,將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分為兩類,一是,污染環境的犯罪;二是,破壞資源的犯罪。
  
  污染環境的犯罪,我國刑法規定了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其中,刑法第338條規定的污染環境罪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修訂而來,該條規定從總體上吸收了所有有關污染環境的行為,因此,筆者認為所有涉及到環境犯罪中污染環境行為的一律按照338條規定處理,至于其中出現的細微的不同和338條無法涵蓋之處留給相應的司法解釋去解決。這種處理方式是符合當下刑法學界所倡導的給刑法做瘦身運動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刑法雖然是法律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我們不能把所有無法解決的問題都交給刑法,這樣有以下幾點問題:第一,部門法將失去其存在的價值,由于所有無法解決的問題都交給刑法通過法律強制與懲罰的方式處理,使得部門法的規定無用武之地,事實上,應當完善部門法,盡可能詳盡而全面的包括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應當援引的法律。第二,刑法將會應繁雜的具體條文而失去其本身所具有的指導性意義。因此,環境犯罪中破壞環境的行為,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僅僅是將一部分破壞環境的行為納入刑法分則中,比如,濫伐林木罪,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等等,這些只是一些具體的規定,無法涵蓋所有破壞環境的行為,因此筆者個人建議,在環境犯罪的破壞環境的行為,應當有一條總體上的概括規定,這條規定類似于刑法第338條,而無需像當下許多學者那樣,在破壞環境這一行為中,一味的強調豐富環境犯罪的罪名,從而出現破壞漁業,破壞海洋,破壞濕地等等的行為都規定到刑法中,使得刑法繁雜而紊亂。
  
  (二)環境犯罪的懲罰方式上作出完善
  
  我國刑法在實施刑罰時設置了主刑和附加刑,然而,對于環境犯罪這種新型的、侵犯環境權的犯罪類型,筆者個人認為,我們規制環境犯罪的目的在于懲罰犯罪和彌補損失,對于其他一般類型的犯罪行為,刑法發動的目的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然而,環境犯罪的特殊性,決定了在對其實施刑罰時,應當對懲罰方式做如下完善:
  
  第一,提高罰金刑的適用。梳理現行《刑法》關于環境犯罪的刑罰措施,不難發現,對于財產刑重視程度不夠,并且罰金刑的規定非常概括,不夠具體,導致司法實踐部門難以操作。既不利于對環境的保護,也不利于刑罰功能的實現。因此,有必要擴大罰金刑的適用范圍。
  
  第二,在環境犯罪中增設相應的資格刑。環境犯罪的巨大危害,決定了對其刑罰設置上有別于普通犯罪。從有效預防犯罪角度出發,可借鑒國外刑法的相關規定,增設一定數量的資格刑,以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環境損害。
  
  【作者簡介】屈耀倫(1972—),女,甘肅蘭州人,甘肅政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刑法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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